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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岂有不愿者乎?”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

发布时间:2018-12-01 04:09编辑:急速飞驰浏览(150)

      历史是复杂的,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,而名声不佳的军阀,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。

      不用说,“五四”运动是件大事。尽管运动的后期,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,但大体上,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,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,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“五四”运动会更关心些,很可能更热心,而“五四”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。但是,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,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,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。读完之后,得出的印象,跟我原先的预想,完全相反。

      在中国,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。“五四”运动当口,他在哈佛读书,专业是英美文学。传统上,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,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,日本威逼中国签订“二十一条”的时候,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,巴黎和会与“五四”运动,动静更大,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,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。但是,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,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。显然,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,当时的美国报纸,对“五四”运动有报道,而且第二年跟“五四”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,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。

      当然,如果仔细搜的话,“五四”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,至少在三个地方,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。一是在1919年9月7日,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,借批评男女同校和女子参政,他写道:“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,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,虽以共和为名,亦切宜整饬纪纲,杜绝纷扰。”

      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“五四”运动很不满意,很有微词,但是碍于中西各方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,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,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——日记终要给人看的。

      吴宓对“五四”运动的不以为然,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。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,但每次说及,没有别的,就是一个“骂”字:说新文学是“乱国文学”,“土匪文学”(1919年12月30日日记);说白话文学是“倒行逆施,贻毒召乱”(1920年2月12日日记);说“白话文学”、“易卜生”、“解放”是“牛鬼蛇神”,是“粪秽疮痂”。骂得拽文,也很刻毒,上纲上线。当然,我相信,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,在他看来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,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,而且家将不家,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,因为这个运动“邪说流传”,“‘解放’‘独立’‘自由恋爱’诸说盛行,必至人伦破灭,礼义廉耻均为湮丧”。想到这里,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——“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、父子之慈孝、伉俪之亲爱,亦不可得。呜呼,前途黑暗如彼,今日劳愁如此,吾生何乐?诚不如自戕其生,则数分钟内,一切苦难,均冥然不知。清静之极,快乐之极!(1920年4月19日日记)”而且,据他自己说,他很长一段时间里,总是有这种念头。

      在他看来,所谓新文化的“新”,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,等于把垃圾引进来。

     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所辖部队的团长,后来参与组织有色彩的靖国军,跟督军对着干,直皖战后归属直系,澳门上葡京为直系的一个师长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,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,成立国民军,为第二军军长,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。“五四”运动当口,他主掌陕西靖国军,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。

      按有关历史著作的说法,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,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,跟走得很近,但也是如此。在政治上,他反对皖系,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,攻击说“徐母死了,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”(1919年4月21日日记)。胡还崇拜关公,对时事颇为关心。在“五四”政治运动爆发之前,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,看蔡的《石头记索隐》,还知道陈独秀,“然对陈独秀辈之说,亦不觉为是,而觉其放诞甚也”(1919年3月26日日记)。很可能,在胡景翼眼里,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,放浪形骸的名士。

      然而,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,但“五四”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。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,也由于陕西偏僻,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,胡才从《益世报》上看到运动的消息,知道了北京学潮、上海的响应、蔡元培的辞职。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,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“可斩也”,“否则外交亦无进步,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”。此时,他对于“五四”运动,基本上还是抄报纸,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。

      随着运动的发展,6月中旬,政府被迫让步,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免职,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,胡景翼明显感到高兴,说,“此举或顺天意也,书云,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曹等数人,人怨极矣,天岂有不愿者乎?”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,觉得此人还不错,下台是被只知道“依靠日人,借款买枪,招兵发财”的武人派(指段祺瑞和徐树铮)排挤掉的(1919年6月16日日记)。此时,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,而“天视民视”的说法,跟吴佩孚的“五四”通电很是相似。自打这时候起,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,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,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,但在胡景翼眼中,吴佩孚已经是关岳(关羽和岳飞)一般的人物了(1920年7月3日日记)。而到了6月28日,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,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,而且日本“亦欲让步”(其实不确),胡兴奋至极,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。

      有意思的是,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,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请愿,“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,再撞其柱。政府诸人惧,又感其诚,遂得许多完满结果”(1919年10月15日日记)。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,觉得陕西有人。关于这次请愿,屈武也有回忆,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,也没有碰柱子,而是以头碰地“血流如注”。

      耐人寻味的是,运动过后,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一连看了很多天,一直到把书看完,感觉“其中无予不能解者”(1920年4月13日日记)。显然,政治的意向,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。

      胡景翼是个军阀,不过在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,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,有不少都是军阀。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,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。诚然,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,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。其中,吴佩孚、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,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,在平时,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,没有多少劣迹。因此,他们对“五四”运动的呼应,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,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。

      历史是复杂的,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,而名声不佳的军阀,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。

      历史是复杂的,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,而名声不佳的军阀,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。

      不用说,“五四”运动是件大事。尽管运动的后期,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,但大体上,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,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,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“五四”运动会更关心些,很可能更热心,而“五四”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。但是,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,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,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。读完之后,得出的印象,跟我原先的预想,完全相反。

      在中国,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。“五四”运动当口,他在哈佛读书,专业是英美文学。传统上,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,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,日本威逼中国签订“二十一条”的时候,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,巴黎和会与“五四”运动,动静更大,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,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。但是,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,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。显然,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,当时的美国报纸,对“五四”运动有报道,而且第二年跟“五四”相关的山东问题之交涉事件,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。

      当然,如果仔细搜的话,“五四”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儿蛛丝马迹的,至少在三个地方,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儿看法。一是在1919年9月7日,在一篇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日记中,借批评男女同校和女子参政,他写道:“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,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,虽以共和为名,亦切宜整饬纪纲,杜绝纷扰。”

      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“五四”运动很不满意,很有微词,但是碍于中西各方几乎一致地对运动的肯定,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,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——日记终要给人看的。

      吴宓对“五四”运动的不以为然,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。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,但每次说及,没有别的,就是一个“骂”字:说新文学是“乱国文学”,“土匪文学”(1919年12月30日日记);说白话文学是“倒行逆施,贻毒召乱”(1920年2月12日日记);说“白话文学”、“易卜生”、“解放”是“牛鬼蛇神”,是“粪秽疮痂”。骂得拽文,也很刻毒,上纲上线。当然,我相信,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,在他看来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,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,而且家将不家,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,因为这个运动“邪说流传”,“‘解放’‘独立’‘自由恋爱’诸说盛行,必至人伦破灭,礼义廉耻均为湮丧”。想到这里,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——“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、父子之慈孝、伉俪之亲爱,亦不可得。呜呼,前途黑暗如彼,今日劳愁如此,吾生何乐?诚不如自戕其生,则数分钟内,一切苦难,均冥然不知。清静之极,快乐之极!(1920年4月19日日记)”而且,据他自己说,他很长一段时间里,总是有这种念头。

      在他看来,所谓新文化的“新”,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,等于把垃圾引进来。

     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所辖部队的团长,后来参与组织有色彩的靖国军,跟督军对着干,直皖战后归属直系,为直系的一个师长。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,他跟冯玉祥合作倒戈,成立国民军,为第二军军长,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。“五四”运动当口,他主掌陕西靖国军,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。

      按有关历史著作的说法,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,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,跟走得很近,但也是如此。在政治上,他反对皖系,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,攻击说“徐母死了,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”(1919年4月21日日记)。胡还崇拜关公,对时事颇为关心。在“五四”政治运动爆发之前,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,看蔡的《石头记索隐》,还知道陈独秀,“然对陈独秀辈之说,亦不觉为是,而觉其放诞甚也”(1919年3月26日日记)。很可能,在胡景翼眼里,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,放浪形骸的名士。

      然而,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,但“五四”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。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,也由于陕西偏僻,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,胡才从《益世报》上看到运动的消息,知道了北京学潮、上海的响应、蔡元培的辞职。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,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“可斩也”,“否则外交亦无进步,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”。此时,他对于“五四”运动,基本上还是抄报纸,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。

      随着运动的发展,6月中旬,政府被迫让步,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免职,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,胡景翼明显感到高兴,说,“此举或顺天意也,书云,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曹等数人,人怨极矣,天岂有不愿者乎?”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,觉得此人还不错,下台是被只知道“依靠日人,借款买枪,招兵发财”的武人派(指段祺瑞和徐树铮)排挤掉的(1919年6月16日日记)。此时,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,而“天视民视”的说法,跟吴佩孚的“五四”通电很是相似。自打这时候起,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,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,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,但在胡景翼眼中,吴佩孚已经是关岳(关羽和岳飞)一般的人物了(1920年7月3日日记)。而到了6月28日,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,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,而且日本“亦欲让步”(其实不确),胡兴奋至极,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。

      有意思的是,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,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请愿,“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,再撞其柱。政府诸人惧,又感其诚,遂得许多完满结果”(1919年10月15日日记)。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,觉得陕西有人。关于这次请愿,屈武也有回忆,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,也没有碰柱子,而是以头碰地“血流如注”。

      耐人寻味的是,运动过后,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一连看了很多天,一直到把书看完,感觉“其中无予不能解者”(1920年4月13日日记)。显然,政治的意向,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。

      胡景翼是个军阀,不过在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,推行武力统一的人们中,有不少都是军阀。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,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。诚然,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,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。其中,吴佩孚、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,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,在平时,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,没有多少劣迹。因此,他们对“五四”运动的呼应,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,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。

      历史是复杂的,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,而名声不佳的军阀,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。